看得見的'豬肉'--譯經故事
劉力慈（WBT在巴紐宣教士）
這次與本地人合作翻譯聖經全程無 "災" 也無病，且極大樂趣，同工間充滿歡笑的美好互動。
因相聚時間有限，我與兩位學員每天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十一點，工作約十一個小時，一次又一次的反覆討論、揣摩、檢核、修正，並衡量使用的成語。每次遇到瓶頸，我們就禱告，也很快就想到了解法。直到最後，看到他們兩人閱讀時不斷開心地笑，總算是完成
"第一次的草稿"，但三個人都累"斃"了。
這次訓練共有十一個學員。馬玲瓦特語系(Malingwat) 相關的三個語族原班人馬，共七位，都再度回來參與第二本自己的母語書--路得記
(一位在絕境中的寡婦，因著單純的愛，在異地蒙受極大祝福的真實經歷) -- 翻譯工作坊。
學員們紛紛興奮地述說上次帶回第一本書時，全村驚訝、騷動地來聆聽母語聖經約拿書的頌讀過程。特別是我直接帶的兩位學員，提多與法蘭西斯，在去年九月初次見面時，除了緊抓著上帝在他們心中強烈地感動與呼召外，他們完全沒有社區的任何支持，但仍禱告求上帝開路，設法來參加聖經翻譯的課程。當他們帶回有插圖的約拿書時，村裡的長老、牧師等重要人物都來聆聽，大家都驚奇地說：「以前只看過白種人有自己的聖經，沒想到我們的母語竟可以被寫出來，並翻譯聖經！」
村民們都驚嘆地說：「聽到自己母語讀出來的聖經，竟是這樣地窩心啊！」許多人好奇地向他們借有插圖的約拿書來看看，又說：「聽起來很容易，但怎麼都看不懂？！
能不能教我們讀自己的母語？」
法蘭西斯笑著說：「以前，聖經好像是一塊包在香蕉葉裡的豬肉，任憑我們怎麼說，村民們就是看不到、想像不到、更體會不到它的美味；但現在，如同打開了香蕉葉，這肥美的豬肉呈顯在眾人面前，大家看得到它，就自然體會它的美味，怎能不令人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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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生獻一年
龍維耐醫師
三十年來，華人教會一步一步踏上宣教之路，華人宣教士的質與量也在穩定地成長，然而距離總動
員尚遠。
每一間華人教會若有百分之五的信徒從本會出去，成為全時間的傳道人或全職長期宣教士，堂會若能這樣差派他們，可以算是個模範的差傳教會了，這百
分之五須要與後方的百分之九十五前呼後應；在後方的要付起代禱，經濟支持的責任，也要用時間去關顧、聯絡、愛護。
同時，教會也應該動員這百分之九十五的信徒去參與短期宣教，很多人這樣想：「我出去若沒有全部時間用來講述福音，會有果效嗎_」也有這徒說：「這樣零碎的短期宣教，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少。」這樣想法是不對的，要知道聚沙成塔，每一個信徒是沙，許多教會，許多信徒，就是無數的沙！
假設某1,000人的教會，盼望其中至少有50位成為全時間的傳道人或專職宣教士，至於其餘的950位，若都能動
員起來，那麼一人一年的相加起來，也就相當可觀。十分可惜的是今天許多信徒認為all
or none（不是一就是零）：若我不能像克里威廉或戴德生那樣投入，又有甚麼作用呢_於是這裡少一個，那裡少一個，就都沒有了，難怪今天在差傳聚會中當講員發出呼召時，許多信徒都左看看，右望望，心裡說："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留在台北市！"。
黃金機會
教會不應失去現今向普世傳福音的大好機會。1985年開始，越來越多國家不再簽發宣教士簽證，比方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馬來西亞和印尼等，自獨立後，本來還勉強讓宣教士進去，但近年來卻紛紛不准宣教士進入，十幾年來，多個亞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國家，都不發新的宣教士簽證，這其中許多是回教、印度教、共產和後共產的福音限制國家。而且大部份都在10/40之窗內，也是今天全世界最貧窮，最落後而有待發展的地區，大約四十個福音最未普傳的國家，也是最貧窮的國家。
正因如此，教會每一位信徒應視現今的情況是個黃金的機會，藉著教育、醫療、經濟文化協助與交流，做生意、科技，甚至開時裝店，或鞋店進入上述地區，有韓國福音商人在中東開連鎖玩具店，聽說生意還不錯呢！
動員：一生獻一年
我們在此提出一個呼籲，從現在開始，每一間教會，除了獻身全職宣教或本地傳道的，其他會眾每位信徒一人一生拿出一年來帶職宣教。
這個一年可分成兩次甚至三次四個月等，大學剛畢業還沒有開始工作，這年齡正好可以在工場中接觸青年人，教英文、電腦等。教師們的寒暑假也是個好機會，善加利用，七年的暑假就等於一年。出外旅行也不要只是遊玩，好好計劃，
或是深入福音未得之地作禱告之旅。傳道人或社會人士安息年或年屆退休時又是可以多拿一些月份的時段，帶著你的社會與人生經驗，當地人當你是父老，你的影響力有時會超過一位年輕的宣教士。我認識好幾對五十多歲的夫婦提早退休去了中亞洲，中南美洲或由僑居地回流台港，過簡樸生活，傳福音建立教會，大有果效。
在出發之前，無論是全職者，或帶職者，長期或短期，都須要好好裝備，更要有足夠的禱告。若能這樣總動
員起來，一人一生獻一年，一間千人教會就至少有一千個宣教年。
（經作者允許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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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宣教的裝備
龍維耐醫師 講於2月17日台北宣教團契
保羅在寫以弗所書之時正在羅馬被囚，不知生命還有多長，因此信尾說「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
賴祂的大能大力，做剛強的人。」接著就說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對一個宣教士這段話同樣地適用，我願引用保羅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
賴祂的大能大力，做剛強的宣教士；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談到裝備先看看我們對宣教士傷亡率的看法。今日華人宣教士固然也有不少的傷亡率，但若從華人差傳事工才三十年的經驗來說，這是正常的。即使其他第三世界差傳的事工在1970年代起頭時也是一樣。
要減少傷亡，宣教士的訓練就很重要。1985年第三世界的差會和教會開始看重宣教士的裝備。如非洲、印度，韓國、新加坡，甚至香港陸續成立宣教機構及訓練課程。在台灣也漸產生宣教士和宣教機構。華人宣教訓練也與國際的宣教訓練接軌。當然，在堂會的牧師、傳道人對宣教的教導，給予有心宣教者的鼓勵和鍛鍊，同樣相輔相成。
宣教士的基本裝備至少有多項，舉凡聖經、神學、文化學習、翻譯、健康、、、視服事工場而定。但其中兩樣是各種宣教士均不可缺
的，即靈命成長和團隊精神。而這兩樣要在去宣教工場之前就要打好基礎，否則即使到了事奉地，還要重複學，甚而有人因學不好打道回府。
近年短宣隊之盛行倒是對此貢獻良多。經由短宣的操練和回來後的評估，再進入長宣，減少錯誤摸索。而平時對國際時事、世界地理、歷史事件的觀察和興趣也對來日從事宣教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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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迢中國路--
閔南的使徒 杜嘉德 
魏外揚
杜嘉德(Cartairs Douglas,1830-77)是英國長老教會差派來華的宣教士，在福建省南部工作了二十二年，可以稱為「閩南的使徒」。
他編纂的「廈英大辭典」，是宣教士對中國方言加以系統整理的一個成功例證，也是此後來到閩南與臺灣的宣教士所不可缺
少的工具書。此外，他也是第一個到臺灣來訪問的宣教士；由於他的報導與呼籲，英國長老教會才決定差派馬雅各醫生(Dr.
James L. Maxwell)來臺，揭開了福音在臺灣的序幕。
雖然筆者所見有關杜嘉德的資料非常有限，然而緬懷主內先賢，本著寧簡毋缺
的原則，草此短文，希望讀者能對這位「閩南的使徒」有一點認識。
一、「編纂「廈英大辭典」
杜嘉德畢業於英國的格拉斯哥大學，於一八五五年隨看英國長老教會所差派來華的第一個宣教士賓惠廉(William
C. Burns)來到中國，定居在閩南的廈門。由於他在語言學方面頗有基礎，又肯下苦功學習，所以很快的就能夠講出一口標準流利的廈門話。
每當他聽到一個新的辭彙，他一定立刻記在小筆記本上，反覆加以練習，直到能夠純熟運用為止。一八七三年，他所編纂的「廈英大辭典」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由倫敦的杜魯伯公司(Truber
and Co．)出版，為此他獲得母校所頒贈的博士學位，也使他的名字被排列在當代著名的漢學家之中。
距這部辭典的初版五十年之後，由於科學的發展與西方新思想的輸入，在中國語文中增加了很多新辭彙，使這部一度被公認為蒐羅完備的辭典，愈來愈變得不敷使用，於是有另一位畢業自格拉斯哥大學的來華宣教士巴克禮(Thomas
Barclay)為之增補，而成「增補版廈英大辭典」，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出版。
二、聽見臺灣的呼聲
提起在臺灣的宣教先驅者，一般人都知道南部是英國長老會的馬雅各醫生，北部是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馬偕醫生(Dr.
George L. Mackay)，然而第一個聽見臺灣的呼聲並且轉達給西方教會的宣教士卻是杜嘉德。
一八六○年杜嘉德由廈門渡海到臺灣來訪問，當他發現廈門話在這裏仍然通行無阻時，感到非常意外與興奮，於是在十月一日的日記上寫道：
「我們於九月十九日離廈門，二十四日安抵本港(淡水)。……這巿鎮有疏疏落落的幾條長街，居民或有四五千人，確數多少，在短短幾天的訪問中，很難作正確的估計。我們還訪問過附近唯一的大巿鎮艋舺。……整個地區為福建漳、廈一帶所遷來的移民，說的也是閩南話，而臺灣全島也以閩南話為普遍。……這是一個不平常的現象————跨過海峽，這裏仍舊通行著同樣的語言；在中國大陸，隔了一百
哩，就使我們覺得言語不通了。因此，我們耳中似乎聽到一種強烈的呼召：『到這裏來幫助我們』，直到上帝的福音在這裏發揚光大起來。」(錄自董顯光：基督教在臺灣的發展，頁一六)
。
經過杜嘉德的報導與呼籲，幾年之後，英國長老教會果然差派了馬雅各醫生來臺，以臺南為中心，展開醫療與佈道工作。在最初的幾個月裏，杜嘉德也停留在臺灣，協助馬雅各渡過最為艱困的創業時期。
三、擬訂福音的戰略
杜嘉德律己極為嚴格，對凡事都有周詳的計劃，隨時準備將自己的智力與體力發揮到極致，不敢有絲毫的荒廢。在廈門的日子裏，他經常不畏寒暑外出旅行佈道，有時乘看月夜趕路，動
輒數十里。即使在回國休假的期間，他為了將「廈英大辭典」付印，每天至少仍有八小時花在它上面。對於與他一起工作的宣教士們而言，他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領袖。
一八七七年的五月間，來華的宣教土們在上海召開第一次不分宗派的福音會議，由於他們的國籍絕大部份屬於英美兩國，所以大會的主席即由英籍與美籍的宣教士各一人共同擔任。杜嘉德獲選為英籍主席，與美籍主席孫羅伯(Robert
Nelson)兩人輪流主持大會的進行。
他也在大會中宣讀了一篇題目長得驚人的論文：「目前在中國傳福音的方式不當，有待各差會進一步努力與更有系統之合作，以便使福音能夠遍傳中國。」(The
Inadequacy of the Present Means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China，and the
necessity for greater effort and more systematic cooper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different societies，so as to occupy the Whole field。)
在這篇論文中他指出單是四萬萬的人口就足夠說明中國是一個最富挑戰性
的福音工場。同時他希望宣教士們以歐洲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為殷鑑，不要再成為缺
乏訓練與計劃的烏合之眾，更不可互相嫉妒與傾軋。
他把中國當時的行政區劃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級包括福建、浙江、廣東的中部、東部與江蘇的南部，這些地方已有許多差會建立福音的據點，新的差會不宜來此發展；第二級包括東北、湖北、江西、安徽、廣東的西部、江蘇的北部、山東與直隸，這些地方的福音工作雖已開始，卻未普遍，新的差會可以考慮來此發展；第三級包括蒙古、湖南、四川、貴州、甘肅、陝西、山西、河南、廣西與雲南，這些地方的福音工作根本尚末開始，最適於新來的差會加以嘗試。
這位在中國的福音戰略家還在論文中建議各差會劃分福音的「勢力範圍」，以免有任何角落被忽略，也可避免因重複而浪費人力與物力。這是多麼可喜的野心啊！
此外杜嘉德還強調來華宣教士的素質必須是第一流的，因為中國具有古老而豐富的傳統文化，而中國人也是非基督教世界中最精明、最勤奮、教化最深、能力最強的民族。他的這些想法，又是多麼令我們這些身為中國人的基督徒引以為榮而又深覺任重道遠啊！
大會有感於中國的需要太大，選出一個由二十一人組成的委員會，寫信給西方的教會，呼籲他們對這片廣大的福音工場提供更多的人力與物力。杜嘉德也列名在委員會之中，而且從文字的語氣上看來，這封
重要的文件可能就是由他執筆起草的。信上有這麼一段動人的話：
「在中國的許多福音戰場上，我們都必須孤軍奮戰。除了孤軍之外，我們也都已準備被過量的工作所吞沒。事實上我們之中有不少人已經承擔了過量的工作，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之中一些最傑出的人才健康大受損害，甚至英年早逝。」
怎料到兩個月以後，「英年早逝」竟然成為他自已的寫照呢？當大會進行閉幕禮拜時，杜嘉德建議十年後再召開一次這樣的會議，同時很感慨的說；「誰也不知道那時侯我們中間還有多少人能夠出席參加呢？」對他自已而言，這句話又不幸而言中了。
四、受到霍亂的侵襲
從上海開會回來以後，杜嘉德再度回到「承擔了過量的工作」的生活中，他出外佈道、牧養教會、教導學生、從事漢學研究，毫不考慮到自己的健康。由於過度的操勞，他的容貌看來此他實際的年齡蒼老得多。
七月二十六日，杜嘉德突然受到霍亂的侵襲。這一天從清晨開始，他就腹瀉不止。到了中午，他已經顯得非常虛弱，來看他的孟醫生(Dr.
Manson)束手無策，只好勸他交待後事，並且安慰他說：「不要太激動，你是個哲學家。」杜嘉德立刻打斷他的話：「不，我是個基督徒」，然後他重重的喘了一口氣，接看說：「在這時刻，基督徒要此哲學家好得多。」
一會兒後，他又透露了原先計劃在下個主日講道中引用的經文：「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裏，乃是永生。」
(羅馬書六章二十三節)藉以安慰在一旁為他悲傷的信徒們。就在這一天的下午五點多鐘，四十七歲的杜嘉德行完了今生的路程，進入永遠的榮耀中。在第二天的追思禮拜中，主禮的牧師就以他原先選定的經文為題證道，令在場的人士都覺格外的感動
。
參考資料：
1.董顯光：基督教在臺灣的發展
2.詹正義：巴克禮博士與臺灣
3.Band, Edward. Work His Purpose
Out：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
4.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原刊載於校園雜誌66年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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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宣教士的佈道家 賓惠廉 
魏外揚
對於中國基督徒而言，戴德生、慕安德烈與馬偕等，應該都不是十分陌生的名字。戴德生創立的「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堪為任何宣道團體的楷模。慕安德烈的著作中洋溢著基督的馨香，是神賜給普世教會的一份珍貴禮物。馬偕歷盡艱難，開創了臺灣北部的福音工作。
然而對於一個先後影響過他們三個人的賓惠廉(William C. Burns)，讀者們也許就沒有什麼印象了。
一九六八年，也就是賓惠廉逝世一百年以後，由「中國內地會」演變而來的「海外基督使團」(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在英國出版了一本他的傳記，篇幅雖然不多，在國內卻不易購
得，因此筆者以這本傳記為主，參考其他有關書籍，改寫為這篇短文，藉以紀念這位也曾在中國宣道二十年之久的主內先賢。
一、愛讀天路歷程的孩子
賓惠廉(一八一五~一八六八)誕生在蘇格蘭格拉斯哥附近的基賽德(Kilsyth)，父親是當地的牧師。從那幢寧靜幽雅的牧師庭園中向前望去，是一片由森林、溪流與草原交織而成的自然景色。童年時，惠廉喜愛打獵、釣魚與伐木等戶外活動
，也喜愛關在屋裏閱讀本仁約翰的名著天路歷程。
也許就是受到這本書的影響，使他長大以後，習慣於簡單而富於機動
性的生活。在賓惠廉自己的「天路歷程」中，「隨時待命」(Always Ready)四字是他生活的原則，也是他服事神的態度。來到中國以後，他曾先後把這部自己深受的名著譯為廈門話與官話，成為中國教會早期重要的一部靈修書籍。
十三歲那年，在一心希望他當律師的舅父安排下，惠廉進入亞伯丁(Aberdeen)一所著名的中學就讀。校中教授拉丁文的老師非常嚴格，奠定了惠廉在語言訓練上的基礎，使他以後學習中國方言，不論是廣東話、廈門話或官話，都能很快就達到準確而流利的程度。以後他又以優秀的成績自亞伯丁大學畢業，並且前往愛丁堡見習律師業務。
到此為止，一切盡如舅父之意，然而留在家鄉的父母親卻有些難過，因為他們一直希望惠廉也能走上專一事奉神的道路，而他卻相反的對屬靈的事情愈來愈不關心。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惠廉的生命有了重大的轉變，不但恢復了對神的渴慕追求，而且毅然放棄了即將獲得的律師資格，轉入格拉斯哥大學攻讀神學，專心準備將來的傳道生涯。他又在接受神學訓練的期間，看見了海外宣道的異象，向神許願，願意被差派到世界上的任何一塊土地上去傳福音。
二、橫掃兩洲的佈道家
一八三九年，賓惠簾獲得講道的執照，而就在此後不久，他遇到了一生中第一個重大的挑戰。頓地(Dundee)聖彼得堂的牧師馬傑尼(Robert
M. McCheyne)因為健康情況欠佳，必須休養一段時間，於是寫信邀請惠廉前來代理他的職務。
馬傑尼以後雖然英年早逝。(只活到二十九歲)，這時候卻已經是聲名赫赫的佈道家，他領導下的教會有全蘇格蘭水準最高的會眾，任何人來接替他的講臺，恐怕都會相形失色，何況是初出茅蘆的賓惠廉呢？深知自已的不足，惠廉只有完全依靠聖靈的能力，結果反倒獲得出人意外的成功，有人這樣描述他的風采：
「他的聲音非常宏亮，似乎不管多少人都能夠清楚聽見，簡直連司布真都趕不上他。當聖靈的能力從他傾瀉而出時，有時像是西乃山上令人戰驚的閃電，有時像是微風中溫柔的呼喚。他自覺自已正站立在永生與永死之間，吹起救恩的號角，直到會眾或者因為憂傷而哭泣，或者因為尋見救主而歡樂。」
同年七月間，賓惠廉應邀回到家鄉講道，引起熱烈的反應，使他不得不將會期一延再延。敏銳的屬靈嗅覺使他聞到火苗的氣味，他判斷一把復興的火部將燃燒起來。果然到了七月二十三日的上午，這把火從天而降。
渴慕的群眾擠滿了整個禮拜堂，惠廉以詩篇第一一○篇第三節「當你掌權的日子，你的民要……」為題，教導會眾要單單為基督的義所拯救、要負祂的軛、要背祂的十字架。聖靈運行在會聚中，許多人流淚，許多人呻吟，更有許多人仆倒在地，呼求神的憐憫。從上午十點鐘開始的聚會，一直延續到下午三點鐘才解散。
從此以後，賓惠廉所到之處，復興隨之而來，而慕安德烈也就是在這時候受到他的影響：「一八三八—四○年間，神用賓惠廉氏引起屬靈的復興，一如祂用芬尼氏(Finney)在美國引起的復興。賓氏的生命對年輕的慕安德烈是一種有力的挑戰，挑旺了他心中屬靈之火，使他熱烈地追求聖潔。」——引自慕安德烈靈訓(蘇恩佩譯，證道出版社)，引言。
一八四四年，賓惠簾又把復興帶到加拿大，直到一八四六年才回到英國，而馬偕就是他在北美洲所結的果子之一：「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四六年，那位後來成為英國長老教會首任海外宣教師到中國傳教的賓惠廉牧師，到加拿大舉行培靈大會。……當時馬偕牧師雖然只三、四歲，但他自己承認說：『他的姓名家喻戶曉，我幼年的心靈也頗受了他的思想的影響。』」——引自臺灣長老教會百
年史，第一編第二章。
經過八年來的征戰，賓惠廉的外貌樵悻了許多，聲音也失去了原有的宏亮。他需要休息，也需要改變服事的方向。於是他重新考慮到最初的心願——加入海外宣道的行列，結果他就順利當選了。
三、撒種中國的宣教士
一八四七年，賓惠廉登上一條駛向中國的商船。在旅途中，他仔細研讀行李中兩本與中文有關的書籍，一是衛三畏
(Samuel W. William)編寫的英華辭典，一是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翻譯的馬太福音。
經過五個多月的航行，賓惠廉在將近年底的時侯抵達香港。為了加速磨鍊自己的語言，他離開了較為舒適的外僑社區，一個人在華人社區中租下一間簡陋的屋子居住。經過一段適應的時期以後，他開始向鄰近鄉村作不定時的巡迴佈道。每到一個新地方，他就找一棵
比較顯眼的大樹，站在樹下大聲朗誦聖經，不用多久，他的四周就會圍立了一群表情驚訝的村民，然後他就開始向他們解釋所讀的經文以及說明自己來訪的目的。多半的人只會對他的年齡、家庭、國家與飲食起居等問題感到興趣，對福音則不屑聽從，甚或加以嗤笑。
想想看，在賓惠廉來中國以前的八年裹，他是一個冢喻戶曉的奮興佈道家，動
輒有成干上百的人前來聽他，如今每天面對著的，只是寥寥幾個反應冷淡的聽眾，其間有多大的差別！然而他清楚並順服神的引導，絲毫沒有灰心與埋怨，一直在中國散播福音的種籽。
一八五四年，賓惠廉護送一名病重的同工回國，同時在各地報導中國的需要。第二年，他再度動
身來華，結伴而行的是以後主持閩南教務的杜嘉德(Cartairs Douglas)。 (上期「校園」有專文介紹)
這次回到中國以後，賓惠廉進駐上海，因而結識了戴德生，並且成為一對互相敬愛的同工。賓氏除了比戴氏年長十七歲與早到中國四年以外，他的屬靈經驗也對戴氏有許多助益：
「他以祈禱為呼吸，以祂的言語為飲食，深深的感覺神的同在。此外，他有豐富的學識、溫和的性
情及天賦的機智。他是一個可喜的伴侶。他的心靈是何等的高超！生活是何等的清苦！他的信仰終不動
搖，對惡者的攻擊永不止息。賓氏————他的友誼及一切————是神所賞賜戴氏的奇妙恩惠。……在他的感化中，戴氏的智識和靈命長大，以至認識自己及神所給他的使命。他後來的成績因以完美。」————引自戴德生傳(胡宣明節譯，證道出版社)，第二十七章。
一八六三年，賓惠廉到達北京，在這裹工作了四年。一向不願照相的他，為了母親的要求，破例由一位俄國朋友為他照了一張相，右手拿著雨傘
，左手拿著聖經，仍然顯得那麼簡樸與堅定。一八六七年，他又繼續前進，到了東北境內的牛莊(營囗)，直到第二年的春天病逝。
對於一個「隨時待命」的人，死亡不過是最後的一道命令，遺憾的是他在東北工作的時間太短，不能親眼看見福音工作在這裏的開展。然而在神永恆的計劃中，賓惠廉已經完成了他自己的「天路歷程」，而他那種不為境遇所動
搖的心志與勇往直前的行動，也留給後代的信徒們一個美好的榜樣。
Clark, Agnes. China's man of the
Book: The Story of William Chalmers Burns l815—1868.
[原刊載於校園雜誌66年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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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約拿單與東北大復興 
魏外揚
在中國教會史上，氣候寒冷的東北卻常是炙然的屬靈運動的發源地，發生在清末的「東北大復興」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而本文所介紹的顧約拿單(Jonathan
Goforth)就是這個大復興的中心人物。
一、來華之前
顧約拿單於一八五九年誕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的一個農村中，在十一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顧家是一個典型的拓荒者家庭，父親披荊斬棘，從荒蕪的土地上開闢出自己的家園。母親除了操勞家務以外，非常重視兒女們在靈性
上的追求，每天按時帶領他們讀經禱告。顧約拿單才只有五歲大的時候，已經能夠大聲為母親朗誦詩篇，也養成了熟背重要經節的習慣。
十八歲那年，父親開始讓他管理顧家的第二座農場，結果他把每件事情都處理得井井有條，令父親大感欣慰。不過直到這個時候，顧約拿單對屬靈的事情並不很在意，一心只想將來能夠從政。他經常在一天工作結束後，放棄休閒的機會，走路去參加幾哩外的政治性
集會，或者獨自一人跑到屋後的沼澤地去訓練演說的技巧。
然而有一天，當他參加主日崇拜的時候，聖靈感動
了他，使他願意放棄自己設計的人生藍圖，而將生命的主權交給主來管理。至於他後來決定到中國來傳福音，主要是受到馬偕博士的影響。有一次，這位在台灣宣道的先驅者回加拿大渡假，到各處徵求願意到台灣去的同工。顧約拿單在聽見了馬偕的報導後，留下深刻的印象。
及至進了多倫多的諾克斯學院(Knox College)以後，他就積極的在同學中挑旺海外宣道的熱忱，甚至還縮衣節食，將省下來的錢大量加印戴德生著的中國屬靈需要與要求(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與其他有關中國的書冊，分送給別人。
一八八七年，顧約拿單終於說服了加拿大長老教會的海外宣道部在中國增設一個新的工場，並將他差派到那裏去。同一年，他被接立為牧師，並與羅莎琳(Rosalind)結婚。第二年年初，這一對年輕的新婚夫婦就啟程來華了。
二、突破語言的障礙
到達中國以後，顧約拿單所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語言的學習。在學生時代，他學習語文的成績就很不理想，偏偏中國的方言千變萬化，更令他接應不暇。經過幾個月的密集學習後，他覺得並沒有很大的進步，因此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來錯了地方。
尤其令他難過的是，比他晚來的同工季理斐(D．M.
Gillivray)反倒後來居上，學得又快又好。有一次他們兩人一起出外佈道，聽眾們很不客氣的指著季理斐說：「還是你來講吧，他講的我們根本聽不懂。」
就在他開始陷入灰心與沮喪的時候，神動
工了。有一天，他從外面佈道同來，興高采烈的告訴妻子說：「今天真奇妙，當我開始講道的時候，那些我曾經學過的句子和成語，一下子都浮現在腦際，而且運用自如，他們不但都聽懂我所講的，而且還很喜歡聽呢！這下子我相信語言的障礙已經除去了。」
兩個月後，他們接到一封來自加拿大的信，是一個仍在諾克斯學院就讀的同學寫的。信上提到有一天，他們幾個同學聚在一起的時候，忽然覺得應該特別為顧約拿單的「某一個難題」
(他們並不知道究竟是什麼)禱告，而且在禱告後也都覺得這個難題已經得到了解決。顧約拿單立刻翻開日記來對照日期，發現竟然就是他開始口若懸河的那一天！
三、「弟兄，你要以膝代步」
顧約拿單在中國的第一個固定工場位於河南省的北端，南界黃河，西界太行山，東與直隸(河北)為鄰。這個三角形的地區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中心，尤其是被他們選為基地的彰德府(安陽)，更是商代後期長久建都之地。然而這裏也是一個反教氣氛相當濃厚的地區，不易獲得居民的信任與友誼。
當戴德生獲悉顧約拿單有意以此為工場時，特地寫了一封
信給他，叮嚀說：「弟兄，如果你想進入河南省傳福音，一定要以膝代步啊！(go
forward on your knees)」從此「以膝代步」這句話就成為顧約拿單與豫北同工們的座右銘
，無論大小事情，除非先有充分的禱告，絕不敢冒然採取行動。
四、另一部神蹟千哩
一九○○年的義和團事變，以直隸與山西兩省的教會受害最大，再其次就是河南省了。顧約拿單夫婦帶看四個兒女從豫北向南逃亡，經過十四天的陸程到達鄂北的樊城，再經十天的水程才安抵漢口。這一路上所遭遇的危險與所經歷的拯救，如果詳細寫出來，恐怕又是一部驚心動
魄的神蹟千哩！(該書敘述拳亂中，內地會的郭樓爾 Archibard E. Glover 一家逃離山西的經過，讀者如有興趣，請看「宇宙光」雜誌第二卷第十一期的「逃亡千哩」一文。)
五、東北大復興
拳亂平息後，顧約拿單又回到豫北的工場。這時侯，他開始留心教會復興的史蹟，不斷從聖經與屬靈偉人的傳記中去尋找復興的線索。在許多復興佈道家之中，尤以十九世紀上半期的芬尼(Charles
Finney)有關復興的信息，對他的影響最大。
一九○七年，他有機會由水路去了一趟朝鮮，沒想到正遇上朝鮮教會的一次大復興。他在那裏停留了三個星期後，改由陸路回來，順道在東北的一些教會中報導此行的見聞。第二年的春天，他應邀再度前往東北領會，終於帶來了東北教會的一次大復興。
這次他在東北各教會所傳講的信息，大致是環繞看同一個主題————「不是依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撒迦利亞書四章六節)所以他在晚年時口述這次東北大復興的經過，由他的兒子筆記並整理出版，書名就定為靠我的靈(By
My Spirit)。此外他在東北大復興中的同工韋雅各(James Webster)處也留下了一份記錄(The
Revival in Manchuria)，二者相互應證，讀來更覺真實可貴。
據統計，這次的復興使東北教會的受洗人數，從一九○七年的一千五百
人驟增為一九○八年的三千五百人。在空間上，它也超出了東北而蔓延到中國的其他地區;在時間上，在一九○八年的高潮之後，仍然餘波蕩漾，有些地區甚至直到辛亥革命爆發(一九一一年)才告平靜。
六、在「基督將軍」的軍中
在民國初年的軍閥中，馮玉祥常被西人稱為「基督將軍」(Christian
General)，這是因為他曾經多次邀請傳教士到他的軍隊中佈道，甚至還計畫成立一個專門培養軍中牧師的機構，不過到了一九二六年他兵敗赴俄之後，這種熱忱也就逐漸消逝了。
而在他有心建立基督化軍隊的這段時間裹，顧約拿單就是最常前往與停留最久的一名傳教士。第一次在一九一九年八、九月間，每天兩次向大約一千名的軍官講道。第二次在一九二三年，這時馮玉祥已經進駐河南開封
，對顧約拿單仍是優禮備至。在停留軍中的一年多時間裏，他至少為四千名以上的官兵施洗。
七、把一切都給中國
從六十八歲開始，顧約拿單轉入了在中國的第二個固定工場，就是他曾經以復興佈道家的身份在此出現的東北。他選定四平街為基地，不顧自己逐漸朽壞的身體、瘟疫的流行與日本侵略所帶來的動
亂，仍然在此殷勤工作了八年之久，直到一九三五年終於因病退休回國，而在第二年逝世。
回顧顧約拿單到中國來的四十多年裏，的確飽嚐了生離死別的痛苦。好幾次，為著看健康的需要，他讓妻子帶看兒女暫時留在加拿大休養，自已則因懸念在中國的工作，就獨自一人先踏上征途，馳騎在僕僕風塵裏。
他們的十一個兒女中，有一半(四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夭折在中國，多半是因為得了痢疾、霍亂等傳染病。當第一個女兒在來華的第二年夏天就去世時，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上說；「主把我們所深受的女兒接去了……但願這個經驗使我們更配去向他們(中國人)傳講那位已經勝過死亡的耶穌基督。」就像戴德生一樣，他已經把一切都給了中國。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顧約拿單夫婦美滿的婚姻。他們同甘共苦，相互扶持了半個世紀之久，而且愈老愈恩愛。當妻子的聽力減弱後，丈夫成為她的耳朵；當丈夫的視力喪失後，妻子成為他的眼睛。更美的是當丈夫逝世後，妻子為他寫了一本完整的傳記(Goforth
Of China)，這篇短文的主要材料，也就是從這本傳記上獲得的。
[原刊載於校園雜誌66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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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北的教育宣教士 路思義 
魏外揚
清末民初中國的基督教大學共有十三所：華北區的齊魯(濟南)、燕京(北平)、華東區的金陵(南京
)、金陵女大(南京)、之江(杭州)、聖約翰(上海)、滬江(上海)、東吳(蘇州)，華南區的嶺南(廣州)、福建協和(福州)、華南女子協和(福州)，華西區的華西(成都)與華中區的華中(武昌)。
這些大學都是經過多次的合併或拓展才逐漸成形的，其中都有一段曲折複雜的過程。近年有位美國史學家Jessie
Lutz對它們做了一番精細的研究，完成「中國與基督教大學」(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一書，一九七一年由康乃爾大學出版，並榮獲翌年的美國女史家獎。本文所介紹的路思義(Henry
Winters Luce,1868-1941)與上列華北區的齊魯與燕京兩校都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可以稱他為「華北的教育宣教士」。
一、耶魯三傑
路思義生長在麻薩諸塞州的史克朗頓城(Scranton,
Mass.)，父母親都是敬虔的基督徒，經營一家頗具規模的雜貨店。當他在一八八八年進入耶魯大學就讀時，正是海外宣道的狂飆吹進美國各大學的年代。就在這一年，「學生志願海外宣道運動
」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正式展開，以後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送走八千多名大學畢業生遠赴異鄉宣道，而其中又以到中國來的佔最多數。
第一個被這股潮流所激動的耶魯學生是與路思義同級的畢特金(Horace
T. Pitkin)，他在大二那年就在一個夏令會中簽了志願卡，並且開始在同學中傳遞海外宣道的負擔。路思義和艾迪(Sherwood
Eddy)就是經由華特金的不斷鼓勵才加入志願軍的行列，而形成了「學生志願海外宣道運動
」中著名的「耶魯三傑」。
「耶魯三傑」在一八九二年畢業後，又一起進入紐約的協和神學院接受神學訓練。在這裏，他們不但在知識與靈命上裝備自己，也很注意身體的鍛鍊，因為健康的身體也是前往海外宣道的一個重要條件。他們每天下午五點鐘準時到院中的健身房活動
，最後以一哩的跑步作為結束。每當他們想偷懶不跑時，總會提醒自己說：「還是跑吧！跑這一哩路可以使我們將來在中國多走好多路呢！」此外，他們也抽空到附近的教會醫院中見習一些基本的醫護技術，以備將來在中國可以派上用場。
在協和讀了兩年後，「學生志願海外宣道運動
」當局邀請他們三人出任一年的巡迥幹事，分頭前往各大學訪問。路思義分配到南部與西南部的各州，結果他在這一年裹又帶領了一百
多人加入志願軍的行列。據統計資料顯示，一八九四年度是這個運動擴展最迅速的一年，「耶魯三傑」的貢獻於此可見。
一年期滿後，華特金留在協和，路思義與艾迪轉往普林斯敦去繼續未完成的神學課程。一八九六年的夏天，艾迪和華特金分別動
身前往印度與中國，路思義則拖到第二年的九月才帶看新婚三個月的妻子航向中國。
二、從「文會館」到「廣文學堂」
「文會館」是由美國長老會的先驅宣教士狄考文(Calvin
Mateer)在山東登州(蓬萊)創辦的，當路思義來這裏報到時，它已經具有將近三十五年的歷史了。
在「文會館」的頭兩年，路思義一面自己勤習中文，一面教學生物理學，同時也指導學生在課餘研讀聖經與從事體育活動
。在他的鼓勵和訓練下，「文會館」的學生舉行了山東省有史以來的第一場籃球比賽，吸引了附近許多居民來觀賞。哨音響處，全場手忙「腳亂」、鞋飛辮舞，使得另一位充當裁判的美國教師一籌莫展。
一九○○年的議和團事變，山東也是動亂不安的一省。居住在登州的傳教士幸有北洋海軍的統領薩鎮冰率兵艦「海坼號」相助，得以安全抵達煙臺，隨即轉赴朝鮮避亂。在朝鮮，他獲知「耶魯三傑」之一的華特金已經在七月一日保定府的大屠殺中死於拳匪之手，不禁在日記中寫下這樣悲痛的話：「這是什麼日子啊！是充滿苦難與迫害的日子，是由流血與死亡交織而成的日子。」不遇他並不因此灰心，相信「上帝的國仍將在中國建立起來」。
三、從「廣文學堂」到「齊魯大學」
雖然狄考文很早就呼籲在中國的教會學校要注重素質的提高，雖然「文會館」在三十多年裏已經為中國教會與社會培養出許多人才，路思義從一開始就覺得它仍有待大規模的改革。第一、登州位置較為偏遠，不若濟南、濰縣等地位居交通要衝，若遷校於彼，定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第二、與其各差會獨自經營小規模的學校，不如大家聯合經營大規模的學校，而在高等教育上尤其有此需要。就在路思義的訂劃與聯絡下，美國長老會與英國浸信會終於在一九○四年在濰縣成立了一所聯合的高等教育學府——「廣文學堂」。
「廣文學堂」雖然只獨立存在了十多年，卻在中國基督徒學生的宣教運動
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一九○九年三月間，路思義感受到學生中屬靈復興的氣氛逐漸儂厚，就邀請丁立美牧師來校主領一連幾天的奮興聚會。
丁牧師也是「文會館」的畢業生，說來還是「廣文」的校友呢！原來每天只有二十分鐘的晨間崇拜延長為一小時，許多學生在丁牧師富有挑戰性
的信息下決志走上傳道之路。決志的人數從七個、六十個、八十個，最後增加到一百
十六個，佔全校學生的三分之一以上！從這裏就開始了著名的「中華學生立志佈道團」，後來在全國有支團十三處，團員一千多人，成為中國教會的一支生力軍。
一九一七年，廣文學堂與青州的「樂道院」、濟南的「共合醫道學堂」合併，命名為「齊魯大學」。路思義被推選為副校長兼建校委員會主席;為此他回到美國兩年多，四處奔走募集建校的經費。
四、促成燕京夢的實現
燕京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在他的回憶錄中稱燕大的成立是「一個夢想的實現」。的確，這間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為校訓的教會大學，不但以它精緻和諧的中國式校舍為榮，也拿得出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豐碩成果。
這個夢想的實現，除了有賴司徒雷登的擘劃經營，也歸功於路思義的募捐本領。從一九一九年出任燕大副校長後，他一直代表燕大在美國募捐。這次的使命比以前為齊魯所做的更加困難，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孤立主義抬頭，海外宣道的熱忱也隨之銳減。
然而為了燕大，路思義犧牲了與妻兒在一起的安定生活，忍受有些人對他「擺脫不了金錢」的批評，終於促成一幢幢的校舍在燕大校園中建立起來。其中有一個六角形的亭子，即由燕大當局命名為「思義亭」，藉以紀念他對燕大的貢獻。
五、「雜誌大王」的父親
一九二七年秋天，路思義從燕大退休，終於有了真正屬於自已的時間與生活，他再度回到荒廢已久的學術活動
中，在哥倫比亞大學與協和神學院選課，專心研究中國的歷史、宗教與文化。第二年九月開始，他接受了甘迺迪宣教學院(Kennedy
School Of Missions)的邀請，在那裏教授有關中國的課程。他很興奮的寫信給朋友說：「在這裹，我們可以每天思想中國、講解中國……雖然如今我們不能身在中國工作，卻仍然可以在這裹為中國做些事。」
他的四個子女都已成家立業，蒙神祝福。尤其是長子亨利魯斯(Henry
R. Luce)一手創辦了時代(Time)、幸福(Fortune)與生活(Life)三大雜誌，贏得了「雜誌大王」的美譽。從第一期的「時代」出刊以來，路思義一直是它的忠實讀者，也時常向兒子提出一些改進的意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變後的幾個小時，他長眠不醒，無疾而終。當天的日記是這樣結束的：「我們正進入一個歷史上的大時代，讓我們相信上帝美好的計畫。」
[原刊載於校園雜誌66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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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的使徒 季雅各 
魏外揚
「有聲自遠方發出，自蒙古沙漠處，
自新疆、藏、苗邊荒，乾旱無水之地，
自緬甸、印度各國、並中亞各氏族，
有聲音發出說道：請過來幫助我。」
(頌主聖歌，三八一首)
前面這首著名的海外宣道詩歌，它的第一句歌詞原來是「自格陵蘭的冰雪地」
(From Greenland's icy mountains)，在譯為中文時，這一句被刪除，而將原來與新疆、藏、苗並列的蒙古移到前面來，成為了現在的樣子。不知道這個調整是出於誰的手筆，但我贊成他的做法，因為對那時代的中國基督徒而言，「格陵蘭」恐怕只是一個遙不可及、充滿幻想的地名，遠不如一出長城就可到達的「蒙古」更具有現實感與挑戰性
。
有一個名叫季雅各(James Gilmour,1843-1891)的英國人，他也唱過這首詩歌。儘管他唱的是格陵蘭在先蒙古在後的英文歌詞，他選擇的卻是沙漠而不是冰山。他短短四十八歲的一生，有二十一年是為蒙古人而活的，因此我們可以稱他為「蒙古的使徒」。
一、又是格拉斯哥大學的畢業生
季雅各誕生在蘇格蘭距離格拉斯哥不遠的凱司金(Cathkin)，在六兄弟中排行第三。父親是名工匠，親自主持每天早晚兩次的家庭崇拜，帶領一家過敬虔的生活。
十九歲那年，季雅各進入格拉斯哥大學就讀，在拉丁文與希臘文這兩科上，都有優異的成績，屢次獲獎。從格拉斯哥畢業後，他加入了倫敦佈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並先後在柴斯罕特學院(Cheshunt College) 進修兩年、高門宣教學院(Highgate
Missionary Seminary)進修半年，最後在一八七○年單身到中國來。
提起格拉斯哥大學，就令我們聯想到其他一些來到中國的傑出宣教士，他們也曾在這裏受過造就。單是在「迢迢中國路」這個專欄裏介紹或提及過的就有賓惠廉、杜嘉德、巴克禮等人，此外如創辦「廣學會」的韋廉臣，來臺三十多年的廉德烈(A.
B. Nielson)等人，也都是該校畢業生。由此可見，格拉斯哥大學與中國教會的關係並不下於以「劍橋七傑」而著名的劍橋大學呢！
二、在遊牧的蒙古人中
蒙古在清朝的時候分為內蒙與外蒙兩部份。長城以北，戈壁以南是內蒙；戈壁以北，貝加爾湖的湖濱地帶以南是外蒙。除了內蒙的東南邊緣(或稱為東蒙)離海較近，比較濕潤，有些地方可以農耕外，其餘的廣大地區都只適於遊牧。從元朝以來，西藏的佛教(或稱喇嘛教)傳入蒙古，成為最有勢力的一種宗教。到了清朝，為了侵蝕蒙古民族的實力，更積極的在蒙古提倡喇嘛教，僧侶數目日益增加，出生率則相對的減少，而昔日勇武善戰的民族也日趨消沉，終至一蹶不振。
倫敦佈道會早在十九世紀上半期，就已展開向蒙古人佈道的工作。一八一七年，有兩位宣教士來到貝加爾湖以南的塞楞金斯克等地，向在俄國沙皇統治下的蒙古人佈道，直到一八四一年為沙皇驅逐出境為止。其中的一位名叫史萬(W．Swan)，他的遺孀後來在一八六九年向季雅各講述了這一段歷史，因而激起季雅各重敲蒙古之門的熱心。
一八七○年的五月，季雅各經過三個月的旅程後到達北京
。倫敦佈道會在北京的工作，此時已經小有基礎，包括一間由雒魏林 (William
Lockhart)創辦的診所，後來演變成亞洲最具規模的協和醫院。在以後的二十年裹，季雅各就是以北京
為基地，不斷向蒙古發動福音的攻勢。
這一年的八月間，季雅各開始了他的第一次蒙古之行，路線是北京
——張家口————庫倫————恰克圖————塞楞金斯克————伊爾庫次克，再沿原路回到北京
，一共花了將近一年半的時間，而以停留在恰克圖與張家口的日子最多。
他在這次旅行中學習了很多蒙古的語言文字與生活習慣，也了解了蒙古人的思想方式與精神狀況。他結交了不少朋友，住在他們的「蒙古包」裏，向他們學習有關蒙古的一切，當然也把握機會將福音傳給他們。
他也在這初次的旅行中，深深體會到孤單的滋味。有一天他竟孤單到想一死了之，日記上說：「今天我覺得自己像在曠野的以利亞，他在打敗了巴力的先知們後，竟然向主求死。我實在希望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宣教都應該兩個兩個行動
。」然而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他仍然沒有同工，仍然在無際的戈壁中獨來獨往，但是也愈來愈適應了這樣的生活。
冬天不適於長途旅行，季雅各多半就留在北京
，但仍不放過每一個向蒙古人傳福音的機會。北京有兩個蒙古人的社區，他就經常挑著兩擔子的福音書刊，前往那裏兜售。每當有人前來圍觀，他就向他們介紹那些書刊的內容。有些蒙古人很想買書，卻沒有現金，他就答應他們以貨物來交換，所以他經常賣掉了書刊，卻又挑著裝滿了乳酪、大餅、羊肉等食品的擔子回來。
三、成家與喪偶
經過四年的孤單工作後，季雅各終於在一八七四年的年底獲得一位最理想的同工，也達到他「兩個兩個行動
」的願望。這個同工不是別人，就是他的妻子。他們雖然已經通了一年的信，卻在結婚前一個星期才初次見面。年輕的準新娘一個人從英國坐船到中國來，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啊！
婚後季夫人的勇氣更加表露無遺，她多次陪伴丈夫前往蒙古，在以帳蓬為家的日子裏，吃苦耐勞，毫無怨言。然而她的健康也因此大為受損，終於在醫生的敦促下，一家人都在一八八二年同英國休養。
季雅各趁看這次同國之便，將他十二年在中國陸陸續續所寫的稿件付梓出版，題名為「在蒙古人中」(Among
the Mongols)。初版問巿後，廣受歡迎，好評加湧。有一篇書評推崇它可以媲美「魯賓遜飄流記」，也有人建議他不要再到蒙古去，而改為從事文字工作，一定會更有成就。然而在他自己看來，沒有一件事比直接在蒙古人中傳揚福音更為重要，因此他們又在第二年的年底回到北京
。不幸的是季夫人仍然身體虛弱，終於在一八八五年病逝北。
四、在農耕的蒙古人中
從英國休養回來後，季雅各就決定把工作的重心從遊牧的蒙古人轉到東蒙農耕的蒙古人身上。在妻子去世後三個月，他開始了在新工場中的初次工作，以大城子(今熱河省境)為中心，向周圍逐漸拓展。他很驚奇的發現這一帶的蒙古人漢化很深，賣出的福音書刊中，居然中文的比蒙文的還多。
這一次回到北京後，季雅各託人把兩個兒子送回英國求學，自己在略為休息後，又再度前往東蒙，除了大城子外，朝陽被選為第二個工作中心。在將近八個月的工作期中，他一共看了五千多個病人，向二萬多人講道，售出三千多冊書刊，贈送四千多張單張，旅行了一千八百
多哩路。
一八九一年季雅各在天津主持倫敦佈道會華北區的年會，在一連幾天的緊湊議程結束後，他開始發高僥，醫生診斷為一種比較特別的傷寒。第一個星期還可以支撐，第二個星期已經燒到攝氏四十度以上，意識也愈來愈模糊不清。到了最後第二天，他一直掙扎著要起床，口中喃喃說道還要出去旅行，直到別人一再安慰他說就要回天家見主面了，他才安定下來。五月二十一日，這位多年來在蒙古沙漠中長途跋涉的宣教士，終於歇了他的腿，收了他的帳蓬，永遠在天家裏定居了。
季雅各身前與親友們一直保持通信聯絡，他的信寫得既勤快又生動
。有人將這些信件和他的日記、報告加以編排，成為James
Gilmour of Mongolia 一書，在他去世後的第二年出版，是有關季雅各一生最完整的資料。
[原刊載於校園雜誌66年8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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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樂知與「萬國公報」
魏外揚
基督教傳教士與中國近代的報業發展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早在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二一年，「倫敦佈道會」的米憐(William
Milne)即在華僑眾多的馬六甲發行了第一份具有民報性質的報紙「察世俗每月統紀傳」。以後麥都思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發行「特選撮要每月統紀傳」、郭士立在新加坡發行「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都是在鴉片戰爭前就已流行在海外華僑社區間的報刊。
本文所介紹的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有「教會報人」之稱，他所創辦的「萬國公報」在清季的教會報刊中，發行的時間最久，影響也最大。他共計在華四十七年，實兼傳教土、教育家、作家、報人與中西文化溝通者於一身。(參見姚崧齡著：影響中國維新的幾個外國人，傳記文學出版社。)
一、全身沒有一根懶骨
林樂知生在美國喬治亞州的布爾克縣(Burke
County, Georgia)，出生前兩個月就失去了父親，出生後不到兩個星期，母親又因病去世，從此就由姨父姨母加以撫養。十八歲入本州牛津鎮之恩慕瑞學院(Emory
College)，四年後畢業，隨即與郝斯登小姐(Mary Houston)結婚，相偕加入美國南方監
理會(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於一八五九年年底帶看新生的女嬰啟程來華，次年七月到達上海。
林氏夫婦抵華之際，正值中國多事之秋。在北方，英法聯軍攻入京
城，咸豐皇帝西走熱河；在南方，太平軍席捲江南，無數百姓流離失所。林樂知原擬前往杭州，也因此被迫暫居上海，學習抵華後的第一門功課：「等候」與「忍耐」。
一八六一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林氏家鄉喬治亞州也加入了南方的陣營，因此無力顧及海外宣教士的生活。林氏不得不在宣教事工之外，兼了一些差事來補貼家用。他曾在領事館中擔任翻譯、在「廣方言館」中教授英文、在英文報社中擔任編輯、在「江南製造局」中翻譯西書。據傳蘭雅(John
Fryer)稱：「林氏當時工作極度緊張，晝夜不息，風雨無間。每日上午在廣方言館授課，午後赴製造局譯書，夜間編輯報紙，禮拜日則到處佈道及處理教會事務。同事十年，從末見他有片刻閒暇。雖曾勸之稍稍節勞以維健康，彼竟謂體內無一懶骨。」
二、創辦「萬國公報」
清季西洋教士在中國發行的中文報紙中，以「萬國公報」為時最久，影響也最大。如果連它的前身「教會新報」合併計算，一共刊行了三十四年，其間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教會新報」六年。一八六八年林樂知創辦「教會新報」，內容除了討論基督教教義、報導教會消息外，還介紹科學知識、外國史地與各國新聞。每週出刊一次，發行量約為七百
份。
（二）前期「萬國公報」九年。一八七四年，「教會新報」更名為「萬國公報」，其目的在於跳出教會的圈子，擴大讀者的範圍，藉傳播科學知識為媒介，收佈道之效果。仍為週刊。
（三）後期「萬國公報」十九年。從一八八三到一八八八年，「萬國公報」一度停刊，而於一八八九年復刊。複刊後的「萬國公報」已非林樂知個人所有，而成為「廣學會」的機關報，不過仍由林氏主編，改為月刊，在甲午戰後每月銷售量約為四千份。一九○七年林氏病逝上海，「萬國公報」也隨之停刊。
「萬國公報」對當時的中國社會而言，實為西學之水庫、新知之總匯，深受知識份子的重視，以下是幾個具體的例子：
（一）康有為不但是「萬國公報」的讀者，還曾經參加了該報在一八九四年舉辦的徵文。
（二）梁啟超在其所撰的「西學書目表」中，選錄「廣學會」出版的書籍共二十二種，認為最佳者為李提摩太之「泰西新史攬要」與「萬國公報」。
（三）國父的上李鴻章書交由「萬國公報」公開發表，可見他對這份報刊的影響力深具信心。
（四)林語堂自稱透過「萬國公報」，林樂知成為他童年時私淑的對象，是「在我生命中，影響最大、決定命運的人物。」
(見林語堂：「無所不談」。開明書店。二七三頁)。
（五）于右任在「一個牧羊兒的自述」中稱：「適莫安仁、敦崇禮兩名牧在(陝西)三原傳教，先嚴向之借讀萬國公報、萬國通鑑等書，我亦藉知略知世界大勢。」
（六）日本天皇與其內閣官員亦為「萬國公報」之熱心讀者，由上海的日本領事館長期訂購
轉寄。
三、創辦「中西書院」與「中西女塾」
一八八二年林樂知在上海創辦了「中西書院」，第一次招生就招到學生四百
多人。這個數宇在同時的教會學校中，似無出其右者。據中國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施肇基的回憶，當他在上海另一所著名的教會學校聖約翰書院就讀時(一八八七年)，那裏的學生只有七、八十人呢！
學生雖多，有志學貫中西者卻很少，多半只為學習英文而來，因此常抱著厚西學而薄中學的心理。林樂知於是再三向學生們強調「中學不能精熱，西學必不能通達」，勸勉他們勿圖近功、勿逐小利，不要以畢業後進入洋務機關(如海關、輪船招商局、電報局、礦務局等)為滿足，而要以將來能夠領導國家的現代化運動
為抱負。「中西書院」後來在一九一一年併入蘇州的東吳大學，其原有校舍則改為東吳大學的第二附屬中學。
此外，林樂知對於提高中國婦女的地位與推動
中國的女子教育也非常熱心。他在華人伍廷旭的協助下，完成了
「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Women in All
Lands)一書，以婦女地位的高低為文明興衰的指針，作各國文化的比較研究。該書篇幅甚大，皇皇二十一冊，於一九○三年開始陸績出版，附有圖片一千餘幅，旨在增加讀者的興趣。「廣學會」成立四十周年時(一九二七年)，統計其最暢銷的書籍九種中，此書高居第二位。一八九二年「中西女塾」開學，學生多來自上海的富有家庭，例如「一個女人的自傳」
(傳記文學出版社)的著者楊步偉女士(趙元任夫人)也曾在此就讀。
在一九○六年林樂知最後一次返美期間，曾獲准進謁老羅斯福總統，反覆陳明中國人民對列強加諸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深惡痛絕，應儘快加以廢止。第二年在度來華，不久即病逝上海，各方悼念文字甚多，咸認林氏不但是能夠吃苦耐勞的宣教士，更是中國現代化的播種者。
[原刊載於校園雜誌66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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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宣教的先驅 伯駕 
魏外揚
國父孫中山在獻身革命事業之前，曾有意行醫濟世。他的正式醫學教育是在香港「西醫書院」完成的，不過在這之前，他曾經先在廣州博濟醫院附設的醫校中就讀過一段時間，這可以算是他接觸醫學教育的開始。當國父在一八八六年秋天進入這所醫校時，博濟醫院的創辦人伯駕
(Peter Parker,1804-88)已是八二高齡的老人，住在美京華盛頓，一面忍受年老的體能衰退之苦，一面回味壯年時在中國那段忙於行醫、傳道的日子。
一、在耶魯的準備
伯駕於一八○四年(清嘉慶九牛)生在美國麻薩諸塞州的法明罕(Framingham)，原來應該有兩個哥哥，不幸都在嬰兒期就夭折了，所以只剩下兩個姊姊和一個妹妹。童年的生活很單純，總是在農場、教室與禮拜堂三者之間打轉。一家人在父母親的以身作則下，過看敬虔、勤勞的生活。
由於他是家中僅存的唯一兒子，必須幫忙農場上的操作，所以對學校的功課較為疏忽，升學的年齡也稍受耽誤。當他拖到二十三歲才升入阿美士德學院(Amherst
College)時，竟是全校中最年長的一個學生。在這所宗教氣氛極為濃厚的學院中讀了三年以後，他轉入了學術水準較高的耶魯學院
(Ya1e College)。由於耶魯承認了他在阿美士德的全部學分，所以他只要再花一年時間部可獲得學士學位。
在耶魯的這一年裏，伯駕最關心的不是學術的研究，而是追求聖潔的基督徒生活。「我願更加聖潔、更像耶穌」的句子，經常在他的日記中出現。
也就是在這一年(一八三○年)，他開始考慮到獻身於海外宣道的問題。第二年的四月間，有一位熱心推動
海外宣道的人士安路福(Rufus Anderson)來到耶魯主持一連串的聚會，終於促成了伯駕的最後決定。由於安路福隸屬於全美最早的一個海外宣道團體「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因此伯駕也將申請書送到那裏去。
美部會接納了他，同時建議他再回耶魯去深造，接受神學與醫學的訓練。最後為了趕上一艘願意免費帶他到中國來的船，伯駕將四年的醫學課程在三年裹加緊完成，於一八三四年三月通過考試，六月啟程，十月抵達廣州。
二、創辦「博濟醫院」
伯駕是第一個來華的醫療宣教士，他在一八三五年創辦的「博濟醫院」則是中國境內第一所現代化的醫院。這所醫院最初座落在廣州城外西南方的外商社區中，規模不小，候診室可以容納二百
多人，病房可以容納四十多人。
開院後不過十七天，病歷表就增加到二百
四十多張，這裏面還包括了幾位衙門的官員在內，可見伯駕的醫術很快就受到中國人民的信任。
為了使日漸增多的病人能夠循序就醫、提高效率，伯駕在病人進門後，先發以竹片製成的長方形號牌，然後病人就按照號牌上的號碼，循序進入診療室。據說這種已為今日世界上各醫院普遍採用的「掛號制度」，還就是淵源自伯駕在博濟醫院的這套設計呢！
伯駕的專長本為眼科，所以一開始只看眼科的病，後來應病人的再三要求，也開始為他們看其他的病，從麻瘋病、象皮病到疝氣、腫瘤，無所不看，終於成了一個「全科大夫」。
其中尤其在外科方面，伯駕在中國近代醫學史上寫下了幾個重要的首創紀錄：一、割除扁桃腺(一八三六年)，二、割除結石(一八四四年)，三、使用乙醚麻醉(一八四七年)與氯仿麻醉(一八四八年)。
此外伯駕也以割除腫瘤而著名，例如他的第四四六號病人就是一個嚴重的腫瘤患者，從右太陽穴一直向下長到右頰，整個右眼幾乎都被遮住了，結果伯駕為這小女孩施行手術，割下了這顆重達一又四分之一磅重的腫瘤，挽回了她的性
命。
總計伯駕在華大約二十年的行醫時期中，他一共看過五萬三千多個病人。這裏面從兩廣總督耆英到混身長瘡的乞丐，從當地人到外地慕名而來的人都有。
在他所挽回的許多性命中包括了第一位華人牧師梁發在內，伯駕曾說：「我一生之中即使未做過其他善工，只恢復了這個為上帝所愛的僕人的健康，我也已經不枉為一世的人了。」
(引自梁發傳，輔僑出版社，第八八頁。)後來梁發常到博濟醫院來與病人談道，為伯駕分擔了許多辛勞。
伯駕一直視醫療為佈道的方式之一，因此他雖然在醫術上日益精進，但他信靠上帝之心並末稍減。在為病人進行手術之前，他除了詳細研究病情以外，更迫切的為病人禱告。在他的日記中，到處都是將某個病人「交在最大的醫生(耶穌)手中」，或為某個病人的痊癒而感謝上帝的記載。
對於病人在手術前的心理狀況，他也一樣重視，往往先花上幾天時間，幫助病人對上帝也產生信心，然後才進行手術;其結果往往是使病人不但得到身體的痊癒，也經歷到心靈的更新。
為了引進最新的醫學技術，伯駕利用每次回國的機會，到處參觀醫院、遍訪名醫。例如他在一八四一年初次返國時，便完成了婚事，但是在婚後不久就與妻子小別，花了將近半年的時間前往英、法兩國，向倫敦、巴黎的許多名醫請教，獲益匪淺。
除了自己重視進修以外，伯駕也訓練了一批中國助手，前後大約共有十個人，其中以大弟子鄺某最有成就，好幾次在伯駕有事出門的期間能夠獨當一面，病人並不因此而減少。鄺某的叔父曾隨英人程耐里(Chinnery)學畫，因有感於伯駕免費為自己的同胞們治病，他也自願免費為伯駕將某些病人的病狀畫下來，成為一幅幅生動
的病歷資料。
這一百一十幅西式人像畫如今都還存在，其中八十六幅在耶魯醫學圖書館(Yale
Medical Library，二十三幅在倫敦蓋氏醫院的戈登博物館(Gordon Museum at Guy's
Hospital)，一幅在波士頓的康特威圖書館(Countway Library)。其中有三十多幅是腫瘤患者的畫像，看了那些奇形怪狀、醜惡掙獰的腫瘤之後，更讓人敬佩伯駕的醫術與愛心。
三、發起「中國醫藥會」
為了使醫療宣教的價值更為人們所重視，伯賀在一八三八年會同了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與郭雷樞(Thomas R. Colledge)二人發起組織「中國醫藥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參加成立大會的約有十多人，公推郭雷樞為主席、伯駕為副主席。不過郭雷樞不久就同英國去了，所以實際上是由伯駕來領導這個團體。
「中國醫藥會」雖不如以後的「中國博醫會」(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那樣在統一醫學譯名、推廣醫學教育等方面卓然有成，卻在聯繫早期的醫療宣教士方面發揮了很大的功能。下面一連串在中國教會史與醫學史上都不可缺
少的名字，都曾經是「中國醫藥會」的成員：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合信(Benjamin
Hobson)、麥嘉締(D、B. McCartee)……。
四、只在中國行醫
一八四四年中國與美國在澳門的望廈締造了兩國間的第一個條約，伯駕擔任美國公使顧盛(Caleb
Cushing)的譯員。這是他參與外交工作的開始。以後他還擔任過美國使館的代辦與公使(一八五五-五七)，不過比較起他的醫療與宣教事業，這些經歷就黯然失色了。
一八五七年伯駕夫婦回到華府定居，從此就沒有再到中國來。最奇怪的是這位在眼科、外科與麻醉等方面都可以列入世界第一流的醫生，回國後竟然沒有再為任何人看病，好像他根本不曾當過醫生一樣。也許，他當初習醫是為了到中國來，如今置身於名醫雲集的美國首都，又何必錦上添花呢？不過他對中國的關懷卻未中斷，繼續與留在中國的友人通信，當他得知博濟醫院在第二任院長嘉約翰(John
Kerr)的領導下，無論在醫療或佈道方面，都在不斷進步時;心裹得到最大的安慰。
註：本文主要取材自Gulik, Edward V．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原刊載於校園雜誌66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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