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璋
(現為基督教台北禮賢會牧師，並任教於關渡基督書院)
讀了〈遺產和宣教〉，心中有許多感觸，魏老師為台灣教會和機構未來的發展，指出了一個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而這正是過去台灣教會相當忽略的。
宣教事業成敗的首要因素，當然是聖靈的大能和宣教士的委身，然而不可否認，宣教也是一個需要長期投資的事工。從教會歷史觀察，宣教成功與否常常和經濟實力密切相關；舉例來說，十六世紀天主教耶穌會的宣教運動 ，和十九世紀更正教將福音傳至世界各地的主因，固然是他們各自的屬靈復興，然而地理大發現、重商主義興起，帶給西班牙、葡萄牙鉅額財富；工業革命使得歐美新教國家生產力大量提升，有能力對外擴張，也是不可否認的因素。宣教需要強大後盾，可以再從被稱為五旬節以來最偉大的宣教運動 「學生海外立志傳道團」得到印證：從一八八六至一九四五年，傳道團呼召了超過十萬名大學生獻身海外宣教，簽下了誓約，其中兩萬五百 位實際去了海外，而其他的八萬名雖未成行，他們卻以禱告和金錢來支持宣教事工，成為他們最大的後援。
宣教事工的經濟困境
根據目前學界的調查資料顯示， 一九七○年代是台灣現有各種宗教發展的一個轉型期，無論本土宗教或外來宗教都不例外。一九七一年我國退出聯合國，以及一九七八年中共和美國建交，不僅是台灣外交上的重大挫折，也是西方教會在台灣本土影響力大衰退的決定性 因素。因歷史短、資源少的台灣教會，它的發展和差會的支持有絕大的關係，外交關係的斷絕，以及同一時期台灣經濟實力的高度提升，促使外國教會在政治奧援和財務的提供兩方面都急遽縮減，單靠本地教會的潛在影響，自然是比一九七○年之前遜色得多。又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大陸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福音工場，吸引了全世界宣教者的眼光，也匯集了眾多的資源，相較之下，台灣這塊福音工場實在太有限了，差會同樣的投資卻能在海峽彼岸收到更大的成果；另一方面對宣教士而言，一九八○年代以後台灣的經濟實力趨近已開發國家，本土的經濟能力，已足堪本地的信徒承擔起本地的教會事工，甚至支持海外宣教，不需再靠外國的援助，許多差會寧可將早年投資在台灣的教產轉移給本地教會，以便將差會所有人力財力投注到大陸去，如同六0年代美援一樣，台灣教會也失去了外國差會之資源。
在這種背景成長下的台灣教會，筆者常形容它是先天不足，又後天失調。除了在台已一百 多年的長老會之外，許多教會和機構事工在經濟上捉襟見肘，和本土的佛教、民間宗教擁有龐大的資源和奉獻，形成強烈之對比，教勢的發展跟不上社會，甚至停頓、衰退，尤其是前述的醫療、教育、慈善、文字、神學…這些需要長期傾注人力財力的事工，逐漸被本土宗教所效法，進而超越這些事工的萎縮顯示了基督教對台灣社會、文化的影響力正逐漸式微，而社會文化的建設，正是台灣走過經濟的成長，政治的民主化之後所面對的最大課題。原本就與本土有疏離的台灣教會，因著經濟的弱勢，更是雪上加霜，造成許多事工即使有理想也無法推動 ，長期就形成留不住人才，士氣低落的現象。
更富創意的金錢奉獻
面對文化基督化和再次對台灣宣教的挑戰，直接且原始的傳福音方式不能說絕對沒有果效。但信仰的表達如何提升品質以真善美形式呈現給社會，以及如何透過多元的管道找到信仰接觸點，這一切都需要策略和研究，也在在都需要足夠的財力，沒有了差會支持的台灣教會，遺產捐贈實在是一條可行之路：鼓勵信徒效法榮晃熙和施達德繼承先人的遺產，奉獻給宣教事工，或者學習阿辛頓捐贈遺產給浸信傳道會與倫敦傳道會之榜樣，直到有一日形成像魏老師文中所提到的倫敦會，一年中有五、六十筆大小額不等之遺產捐贈。筆者由衷的盼望遺產捐贈和另一項事工…器官捐贈能成為基督徒在社會的美好見證。
長期以來台灣的國台語教會的信徒大多數都屬於中上階層，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尤其是幾十年的學生福音工作培養了不少在各行各業傑出的基督徒，由於過去在校園中的訓練，他們除了有在工作崗位上傳福音作見證的負擔之外，也有強烈的奉獻心志，他們通常事業有成，身處高位，經濟富裕，他們不一定要靠先人的遺產才能生活，可以鼓勵他們以先人的名義留下一些可被紀念有價值的事工，例如清代台灣長老會以買辦經商致富的李春生長老，他的後代以他的遺產蓋了一間著名的李春生紀念教會。這些事業有成的基督徒，面對即將進入的晚年通常都會做理財規劃，由於擁有比較強的經濟能力，鼓勵他們至少有一部份的遺產捐贈應該是他們能夠做到的事。
由遺產捐贈延伸，筆者以為現代人投資理財常會有額外收入，因表現良好領到高額的績效獎金，或經營公司企業盈餘的十一也應奉獻，就可以專款專案奉獻的方式，或成立類似基金會支持某項事工，例如筆者常發現某些文字機構或神學院實在有心出版一些有份量著作或套書、期刊雜誌，然而因為它們需要比較大的金額才能出版，或比較長期的投資才能回收，卻常常因囿於經費而放棄。其實對某些有心且有財力的基督徒個人或企業，由他們來支持這些出版，或無息借貸出版，等回收後又繼續轉貸做其他出版用途，這些應該都是可行的方式。筆者當年任職的橄欖基金會就是由一群基督徒組成的號角公司盈餘的十分之一奉獻所成立，從事基督徒的出版事業以及企業倫理的探討，由一個企業成立基金會來支持某些專業的福音事工，一直是筆者極為欣賞的一種模式。
類似的狀況，也不一定要有高收入才能作，筆者就認識一位弟兄，他的收入只能算是中等，二十多年來他就是把十一以外的奉獻累積起來支持一些他有負擔的基督徒讀神學或寫作，雖然他不是承擔他們全部的生活費，幾年下來他至少支持了超過十位以上神的僕人的需要，其中有幾位現在已經是神學院的老師。
台灣已經進入已開發國家及高齡化社會，經濟不虞匱乏的老人越來越多，即將步入老年的中生代更多，基督教界實在不應該忽視這群龐大的資源。
摘自校園雜誌2000年11-12月號 座談整理